乾隆扮作书生去考状元，主考官嫌他字丑丢卷子。刘墉捡起一看：大人，这字是御笔，您的乌纱帽保不住了。
清代科场向来把书法看得极重，乾隆朝尤甚。读卷官评卷，落笔先看字，字不入眼，文章再好也难逃废卷的命运。
乾隆本人极推崇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风格，受他影响，朝野书风逐渐转趋丰圆秀润。凡殿试呈至御前的前十名卷册，最终名次如何，皇帝的书法喜好往往能一锤定音。文章的优劣，倒真成了次要的事。
偏偏这回，卷子的主人不是寒窗苦读的士子，而是乾隆皇帝爱新觉罗·弘历本人。
乾隆的字有辨识度，带着批奏折养出来的一股气势，规整里透着主观，不属于考场那种清秀工整的路数。主考官扫了一眼，觉得不合规矩，顺手就丢进了废卷堆。
这一丢，差点要了乾隆脸面，也差点要了自己的命。
刘墉捡起那张卷子时，手里估计抖了一下。
刘墉这个人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长期在内阁处理奏章，见过乾隆无数手迹。那一笔一划，旁人或许认不出，刘墉却是熟得很。
他当年就是靠着这份敏锐和稳重，才在宦海里活下来的。而他能活下来，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处置军务失当，被乾隆帝以"办事失宜"之名革职下狱，刘墉也随之夺官系狱，父子二人同时身陷囹圄。
所幸乾隆并未将事做绝，刘统勋获重新起用，刘墉亦得赦免，出任安徽学政。这一劫，算是过去了。
可没几年，第二道坎又来了。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刘墉升任太原知府，任内下属侵吞国库银两，刘墉被牵连问罪，判斩监候，这已经是死刑缓期执行的级别。次年才由乾隆出面赦免，得以回京。
"置之死地而后生"这话，刘墉是真正体验过的。
两度濒临绝境，两度靠着皇帝格外开恩才得以全身。这样的经历，不会让人变得莽撞，只会让人变得极为审慎。
所以刘墉捡起那张卷子，没有大喊大叫，没有当众宣扬，而是走到主考官跟前，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："大人，这字是御笔……"
主考官脸上的血色退得很快。
被弃卷这件事，乾隆知道不知道？后来怎么处置的？史书没有留下正面记载，民间却把这个故事传了很久。
倒不是因为结局有多戏剧，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能说明问题，一套以书法论才学的制度，连皇帝自己都过不了关，那筛下去的究竟是不合格的人，还是不合格的标准？
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，朝廷曾有过一次关于科举存废的正式廷议。起因是顺天乡试爆出舞弊案，时任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，直言科举"已非为官择人之良法"，建议废除。
大学士鄂尔泰随即反驳，说的话很直白：八股有没有用他心里清楚，但把天下士人的精力全引到功名考试上，让读书人无暇他顾，"其术莫善于此"。
乾隆支持了鄂尔泰的意见。
制度就这样保了下来，不是因为它能选出真才，而是因为它能稳住人心。
此后乾隆在位期间，恩科乡试举行了八次，恩科会试举行了七次，录取名额一再扩大，动机从未是提升质量，而是维持士人对朝廷的归属感。
正因如此，一个靠书法定高下的科场，才能堂而皇之地运转数十年，没有人从根本上动摇它。那张被丢进废卷堆的卷子，不过是这套逻辑的一次偶然显形。
刘墉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，书法被时人称为"黑刘墉"，遒劲有力，自成一格。
他识得御笔，救了主考官，这是史书边缘的一段野史。但他两度获罪、两度生还、最终仍能位居高位，这才是藏在正史里更值得细读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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