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5月，上海街头，国民党警察公开处决一名革命者的现场，镜头中这名义士身穿中山装，面无惧色，正在吃着警员给他喂的“断头饭”。
1949年5月7日的清晨，阴雨连绵。龙华监狱那扇厚重的铁门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，划破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几个看守拎着食盒，脚步声在空荡的长廊里回响，最后停在了李白（化名）的牢房前。
盘子里是一碗堆得尖尖的白米饭，上面盖着几块肥腻的红烧肉，还有一壶浑浊的黄酒。在当时的上海监狱里，这是不成文的规矩——“断头饭”。
李白缓缓站起身，锁链在地上拖出冷冰冰的金属声。他没有露出丝毫恐惧，反而对着看守微微一笑，伸出满是伤痕的手，接过了那碗饭。他吃得很慢，很仔细，仿佛在品味这人间最后的烟火气。
“天快亮了，你们还能活几天？”他放下一干二净的碗，声音沙哑却坚定。看守们躲闪着他的目光，不敢接话。
就在几个月前，李白还在黄渡路的一间阁楼里，手指飞速地敲击着电键。在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，他是上海与延安之间最重要的纽带。
那一夜，当敌人的皮靴声在楼梯上震响时，他没有撤离，而是咬牙发出了最后一份绝密电报：中央，同志们，永别了！
他抓起早已准备好的浓硫酸，泼向电报机和密码本。刺鼻的青烟升起，特务们撞开大门冲进来时，只看到一个守着残骸、目光如炬的汉子。
与李白一同被押上囚车的，还有秦鸿钧等三十多位革命者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都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。这种衣服在那个年代，是进步青年的标志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
囚车颠簸在通往浦东戚家庙的烂泥路上。街道两旁，那些被迫围观的市民低着头，没人敢说话。只有路边的梧桐树，在风中摇曳着宽大的叶子，仿佛在为这些英雄送行。
秦鸿钧坐在囚车一角，目光投向窗外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被捕那天，为了掩护他，妻子被特务拽住头发按在地上。
他曾无数次想过投降，只要招出一个名字，他就能带着妻儿远走高飞。但他不能，他的身后是整个上海的设防图，是成千上万工人的性命。
在审讯室里，特务们用老虎凳压碎了他的膝盖，用辣椒水灌入他的鼻腔，甚至拔光了他的指甲。但无论肉体如何颤抖，秦鸿钧始终像一座石碑，钉在审讯椅上。他唯一的回答就是轻蔑的冷笑。
此时，车子停下了。刑场设在一片荒地里，周围长满了野草，混杂着令人作呕的铁锈和硝烟味。
刽子手们推搡着烈士们走向深坑。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计划，这次处决应当起到“杀鸡儆猴”的作用。然而，现场的氛围却让行刑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三十多名烈士并排而立，尽管他们满身血污、身体残缺，但那几十件深蓝色的中山装，在阴沉的天色下竟显得那样整齐。他们没有求饶，没有哀嚎。
李白突然转过头，看向那群握枪的手在微微发抖的士兵，大声喊道：“同志们，胜利就在眼前！新中国万岁！”
这一声怒吼，像是一道惊雷，震得周围的乌鸦惊恐地飞起。原本沉默的市民中，竟然传来了隐约的哭声。
紧接着，一阵嘹亮的《国际歌》旋律在荒野上响起。这些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人，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，在为即将诞生的新时代呐喊。
“预备——”军官的指挥刀劈下。
枪响了。李白倒在了泥水中，他的胸口被子弹贯穿，鲜血迅速染红了那件中山装。但在他生命最后的一秒，他的嘴角是上扬的。因为他知道，在苏州河的对岸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。
20天后，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全境解放。
当第一面红旗插上外滩的海关大楼时，整座城市沸腾了。人们走上街头，欢呼雀跃，庆祝这期盼已久的黎明。
而在龙华的荒冢里，在戚家庙的泥土下，那些为了这一天而倒下的生命，却再也看不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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